20030426自由副刊舊稿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apr/26/life/article-1.htm
【國際熱線，先睹為快】
文◎林怡君 照片提供◎國家地理頻道
聖母峰探險－專訪巔峰之子彼得‧希拉瑞
登上世界屋脊聖母峰不只是登山家的莫大喜悅，也是人類重大的進程；有巔峰之子譽稱的彼得．希拉瑞此次為了國家地理頻道將於四月二十七日全球首播的「聖母峰，兩代情」節目來台。本刊記者特別專訪彼得．希拉瑞敘述父子兩人登頂的事蹟，以饗讀者！ ——編按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來自紐西蘭的養蜂人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和尼泊爾當地原本以飼養犛牛為生的雪巴人丹增‧諾杰（Tenzing Norgay Sherpa）首度成功登上世界屋脊——聖母峰，為二十世紀的人類探險史寫下令人熱血沸騰的新頁。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為了慶祝這項劃時代的探險，於去年邀集三位先鋒之子重返聖母峰，以影像與實際登山行動回顧當時這項偉大探險的競爭、榮耀、悲劇、以及五十年來當地的變遷。
參與此計畫的彼得．希拉瑞（Peter Hillary），正是紐西蘭最著名探險家艾德蒙．希拉瑞爵士的兒子。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他，繼承了其父血液中冒險犯難的因子，成為一位毫不遜色的優秀登山家與冒險家。除了一九九○年登上聖母峰，寫下史上首位父子檔登上聖母峰頂的紀錄之外，二十五年來他亦完成多項探險活動，包括前往南極開闢新探險路徑、與其父一同遠征北極等。他同時積極協助其父創設的基金會，籌款協助聖母峰地區建立醫院與學校，並投入寫作與演說。
彼得．希拉瑞此次來台，或許是在嚴苛的探險過程中培養出的耐性，面對緊湊行程與各式訪問的彼得，總是不疾不徐、一派優雅溫和，令人印象深刻。
我是個驕傲的兒子
談到父親，彼得高興地看著我帶去的紐西蘭五元紙鈔，解釋紙鈔上印著其父親的肖像與冒險事蹟。「我是個驕傲的兒子」，他由衷說道。「成長過程中最珍貴的回憶是父親安排的美妙假期，他會帶我們去爬山、去澳洲沙漠、也會去尼泊爾協助興建當地的醫院和學校等。那種全家齊聚一起行動的感覺非常好。」
彼得的登山經驗啟蒙得非常早，十歲時父親就和其雪巴嚮導明馬帶領他在紐西蘭登山。「對我而言這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賴感來源。我還記得我們攀爬一個很陡的斜坡，父親在前、明馬在後，我在中間每爬幾步就會滑倒，然後他們會把我拉起來。但是當時我一點都不感到害怕，因為有他們兩個人在。」而關於攀登聖母峰這件事，彼得認為其父艾德蒙的最初反應是：「你並不需要這樣做。」艾德蒙爵士給彼得的出發前建議並不是「加油！」而是「要小心，要好好照顧自己。」
身為著名探險家之子，彼得不記得小時候曾擔心父親會一去不回。「或許母親曾經擔心過，但是他對父親有很大的信心，我們也是。當然這些活動危險性極大，但是父親就像是大樹一樣，我們總覺得不會有什麼壞事情發生。」然而在一九七五年，彼得的母親和么妹為了協助醫院興建搭乘小飛機前往尼泊爾和父親會合時，卻不幸墜機罹難。
不，我不想看到他們
但正如同許多登山愛好者一般，這並不是彼得長年探險生涯中唯一遭逢的傷痛經歷，「我有許多朋友因登山罹難。一九九六年那場造成九人喪生的聖母峰山難，罹難的兩個優秀領隊——紐西蘭的羅勃．霍爾（Robert Hall）和美國的史考特．費雪（Scott Fischer）都是我的好友。這對我而言是非常大的打擊，事後我經常會想到他們，這整件事迴繞不去，也是去年我重登聖母峰前唯一顧慮的事。」一九九六年是聖母峰有史以來死傷最多的一年，共有十五人罹難。丹增‧諾杰之子蔣林（Jamling Tenzing Norgay）當時擔任IMAX遠征隊隊長，當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雪導致九名登山者不幸喪生，蔣林答應妻子從此不再攀登聖母峰。因此去年的紀念探險行動中，他選擇留守在基地營。（註：該年的悲劇性山難亦使得台灣登山隊隊員陳玉男喪命，也讓成功登頂的高銘和嚴重凍傷並切除手指、鼻子、和腳跟。）
而這樣的打擊，對前一年才在世界第二高峰K2（喬戈里峰）親逢悲劇性山難的彼得而言，很難承受。彼得去年重返聖母峰，最不希望的就是在山上看到羅勃和史考特的遺體。表情轉為肅穆的彼得低聲說道：「不，我不想看到他們，那會是令人不忍卒睹的畫面。他們就在山上、就在那裡。現在山上覆蓋了很多雪，所以不大可能發現他們；但十到十五年後乾季來臨，那時沒有雨也沒有雪，只有飛機帶過的氣流會把乾雪吹上山頂，登山者就有可能會看見前人罹難的遺體，這樣的景像讓人很難承受。」 一九九九年，英國傳奇登山家馬洛里的遺體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發現，馬洛里與另一位登山者爾文於一九二○年代初曾三度嘗試攀登聖母峰，但不幸於一九二四年罹難。而大約二十年前，一個中日登山隊的日本隊員據說曾看到過馬洛里的遺體，但就在隔日，這位日本隊員卻失足喪生。
而提到一九九五年那次奪去七人生命的K2山難，卻也留給彼得多年探險生涯中最難以忘懷的體驗。「我那時獨自從八千二百公尺的高度下山，暴風雪愈來愈嚴重，我處在難以置信的孤獨中。我抓著繩索試圖攀下一處非常陡峭的冰石，耳邊盡是狂風暴雪，我心想其他人說不定都罹難了（事實上之後也證實是如此），心底也覺得這回我死定了。但也就在那樣的時刻，當身邊的一切全都失去控制，你隨時可能會被強風吹起、撞落石頭上粉身碎骨，但腦中卻感到某種特別的清澈。我覺得即便高山和暴風雪都比我來得強大太多，但還是有一些小事情是那時的我做得到的。我可以把自己牢牢繫在繩索上，我可以確定自己一點一點慢慢地下降。我還有這樣兩件小事可以做，而非舉手投降。而很神奇地這樣的兩件小事居然讓我感到些許高興。每次想到這樣微小的事情可以有很大的影響，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好，我要再向前走五步
登山雖然帶來令人無法承受的傷痛，但其魅力依舊讓眾多患了「山癌」的登山者無法抵擋。「我很喜歡山，喜歡待在山上，覺得山脈是世界上很美妙的地方；我也喜歡接受挑戰，組織一整個探險隊是很美妙的事情。不過真正吸引我的是『人』，和一小群人一起共事，你可以體會到很棒的友誼。試想在狂風暴雪的山上，你和伙伴們坐在帳棚內，那是非常有趣的光景。」
彼得第一次登上聖母峰是在一九九○年，「登上峰頂時感覺實在是太棒了，那種感覺好像坐飛機往下望，但是在飛機上你沒有那麼大的空間感。你向四周眺望，看到的景色就像在看地圖一樣，只是你不是在空中，你是站在地面上。你可以清楚看到：那是西藏、那邊是尼泊爾、那邊是印度。真的是很棒！」
登山雖然倚靠隊友互相扶持，但是攀爬的過程還是一件相當孤獨的個人行動。鼻嘴裡幾乎喘不過來的呼吸，每跨出一步身體都感到沉重壓力，你只能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在登山的過程中我通常心裡只有想著：『好，我要再向前走五步。』走了五步之後，你停下來調整呼吸，一會兒後你心想：『好，這次我要走六步。』……就像這樣。這是非常艱難的過程，通常你腦中不會想太多事，只是驅使自己不斷向前進、要到達目的地。」
山上沒有任何事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二○○二年攀登聖母峰的最高潮，是彼得在聖母峰頂透過衛星電話和遠在紐西蘭的父親以及在基地營的蔣林通話，彼得當場熱淚盈眶。然而另外兩位聖母峰之子並不像彼得如此幸運，當年與艾德蒙．希拉瑞一同成功登頂的雪巴人丹增．諾杰已於一九八四年去世；布倫特．畢紹普（Brent Bishop）的父親，也是首批登頂的美國人之一——巴瑞．畢紹普（Barry Bishop），也於一九九四年過世。「我知道布倫特很難過，他一九九四年首次登上聖母峰，但他的父親也在當年因車禍去世，沒法和父親進一步分享登上聖母峰這件事的確屬於一輩子的遺憾。我真的很幸運，不但可以和父親討論分享爬山的經驗，還可以在山頂打電話給他，那是充滿感情的一刻。」
「我後來覺得，人類成功登上聖母峰這件事，對二十世紀而言有著非常不同的意義，就像登陸月球、或是電腦的發明等人類重大進程一樣。這些重大事件代表了人類挑戰極限、探索未知的勇氣，不純粹只是爬山而已。而這樣的成就傳達了一個訊息給世人——我們可以達到比我們想像更多的事。人們會想，如果希拉瑞和丹增做得到，那或許我們也可以做得到。而在這之前，可能世人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聖母峰實在是太高了。然而父親他們成功登上聖母峰傳達出非常有力的訊息。這是一種新的看待事情的方式。人們開始踏出自我設限，開始去思考許多先前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其實是有可能的。」
去年這趟登山過程中曾數度發生危機，彼得一開始受高山症所苦，之後攝影組在攀登過程中因為腳下冰塊忽然崩落險些喪命，然而試圖從西脊登頂的彼特（Pete Athens，連同去年曾成功登上聖母峰頂七次）和布倫特卻有相當大的進展。「最後我們不得不回到基地與營長談，覺得合為一組從南脊攻頂才有可能完成這次的任務，因此彼特和布倫特必須放棄從西側攻頂的心願。你看，即便這回我們有這麼多優秀的登山伙伴，器材、配備、而食物補給又這麼充分，但還是不能擔保百分之百會成功。事實上，有好幾次我都覺得此行會失敗。然而這也是聖母峰迷人之處，沒有任何事是百分之百確定，你就是要不斷嘗試。」
關於登山有些事情非常弔詭
自一九五三年以來，成功登上聖母峰頂的人數已經超過一千人，近年更是屢屢有最年輕與最年長的登頂者、首次滑雪下山……等新紀錄被創下。然而在這些數字的背後有更多人鎩羽而歸，甚至為攻頂付出他們的生命。平均每六十個從基地營出發的登山者，只有四位能成功登頂，有兩位不幸罹難。「基本上下山並不容易，你登頂之後必須安全下來，不然就意味著死亡。我知道很多人覺得登上山頂是最主要的目標，但我認為爬上山頂只完成了一半，你一定要活著回到基地營才算真正的成功、才算完成整趟旅程。就像你駕船橫渡太平洋，不能航行到一半，你必須駛完全程。」
曾於一九九五年成功登頂的台灣登山者陳國鈞在受訪時表示，「沒有登山者是不執著的，但是這點非常難以拿捏。你必須夠執著，才能堅持到最後、成功登頂；但有時候也就因為執著，讓你沒法活著下山。」彼得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關於登山有些事情是非常弔詭的，為了達到目標，你必須不停地督促自己、你必須要有野心，但是若你太過，你可能就無法活著回來。這之間的分界線非常微妙。」
登頂是選擇性的，而活著卻是必要的
然而在氣壓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的聖母峰，因為缺氧而無法如身處平地一般思慮清晰，在關鍵時刻該下何種判斷是很困難的。「因此我一直認為挑戰高山者必須要擁有非常豐富的登山經驗，因為惟有這樣，當狀況發生時你才能夠不經思考馬上做出正確的反應。在高山上你不可能有時間坐下來用理性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辦。如果你是個經驗豐富的登山者，擁有許多高山攀爬經驗，這些反射反應就會存在你的經驗中。」
目前正籌畫從阿根廷南部駕駛快艇登上南極並攀登南極山脈的彼得，最後悠悠地以蔣林的話作結：「登頂是選擇性的，而活著卻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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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熱線，先睹為快】
文◎林怡君 照片提供◎國家地理頻道
聖母峰探險－專訪巔峰之子彼得‧希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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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希拉瑞特意以父親當年攻頂所戴同款式頭巾登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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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聖母峰代表了人類挑戰極限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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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西蘭五元紙鈔以艾德蒙．希拉瑞人頭作為圖像設計， 紙鈔左方印有其探險事蹟。 |
登上世界屋脊聖母峰不只是登山家的莫大喜悅，也是人類重大的進程；有巔峰之子譽稱的彼得．希拉瑞此次為了國家地理頻道將於四月二十七日全球首播的「聖母峰，兩代情」節目來台。本刊記者特別專訪彼得．希拉瑞敘述父子兩人登頂的事蹟，以饗讀者！ ——編按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來自紐西蘭的養蜂人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和尼泊爾當地原本以飼養犛牛為生的雪巴人丹增‧諾杰（Tenzing Norgay Sherpa）首度成功登上世界屋脊——聖母峰，為二十世紀的人類探險史寫下令人熱血沸騰的新頁。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為了慶祝這項劃時代的探險，於去年邀集三位先鋒之子重返聖母峰，以影像與實際登山行動回顧當時這項偉大探險的競爭、榮耀、悲劇、以及五十年來當地的變遷。
參與此計畫的彼得．希拉瑞（Peter Hillary），正是紐西蘭最著名探險家艾德蒙．希拉瑞爵士的兒子。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他，繼承了其父血液中冒險犯難的因子，成為一位毫不遜色的優秀登山家與冒險家。除了一九九○年登上聖母峰，寫下史上首位父子檔登上聖母峰頂的紀錄之外，二十五年來他亦完成多項探險活動，包括前往南極開闢新探險路徑、與其父一同遠征北極等。他同時積極協助其父創設的基金會，籌款協助聖母峰地區建立醫院與學校，並投入寫作與演說。
彼得．希拉瑞此次來台，或許是在嚴苛的探險過程中培養出的耐性，面對緊湊行程與各式訪問的彼得，總是不疾不徐、一派優雅溫和，令人印象深刻。
我是個驕傲的兒子
談到父親，彼得高興地看著我帶去的紐西蘭五元紙鈔，解釋紙鈔上印著其父親的肖像與冒險事蹟。「我是個驕傲的兒子」，他由衷說道。「成長過程中最珍貴的回憶是父親安排的美妙假期，他會帶我們去爬山、去澳洲沙漠、也會去尼泊爾協助興建當地的醫院和學校等。那種全家齊聚一起行動的感覺非常好。」
彼得的登山經驗啟蒙得非常早，十歲時父親就和其雪巴嚮導明馬帶領他在紐西蘭登山。「對我而言這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賴感來源。我還記得我們攀爬一個很陡的斜坡，父親在前、明馬在後，我在中間每爬幾步就會滑倒，然後他們會把我拉起來。但是當時我一點都不感到害怕，因為有他們兩個人在。」而關於攀登聖母峰這件事，彼得認為其父艾德蒙的最初反應是：「你並不需要這樣做。」艾德蒙爵士給彼得的出發前建議並不是「加油！」而是「要小心，要好好照顧自己。」
身為著名探險家之子，彼得不記得小時候曾擔心父親會一去不回。「或許母親曾經擔心過，但是他對父親有很大的信心，我們也是。當然這些活動危險性極大，但是父親就像是大樹一樣，我們總覺得不會有什麼壞事情發生。」然而在一九七五年，彼得的母親和么妹為了協助醫院興建搭乘小飛機前往尼泊爾和父親會合時，卻不幸墜機罹難。
不，我不想看到他們
但正如同許多登山愛好者一般，這並不是彼得長年探險生涯中唯一遭逢的傷痛經歷，「我有許多朋友因登山罹難。一九九六年那場造成九人喪生的聖母峰山難，罹難的兩個優秀領隊——紐西蘭的羅勃．霍爾（Robert Hall）和美國的史考特．費雪（Scott Fischer）都是我的好友。這對我而言是非常大的打擊，事後我經常會想到他們，這整件事迴繞不去，也是去年我重登聖母峰前唯一顧慮的事。」一九九六年是聖母峰有史以來死傷最多的一年，共有十五人罹難。丹增‧諾杰之子蔣林（Jamling Tenzing Norgay）當時擔任IMAX遠征隊隊長，當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雪導致九名登山者不幸喪生，蔣林答應妻子從此不再攀登聖母峰。因此去年的紀念探險行動中，他選擇留守在基地營。（註：該年的悲劇性山難亦使得台灣登山隊隊員陳玉男喪命，也讓成功登頂的高銘和嚴重凍傷並切除手指、鼻子、和腳跟。）
而這樣的打擊，對前一年才在世界第二高峰K2（喬戈里峰）親逢悲劇性山難的彼得而言，很難承受。彼得去年重返聖母峰，最不希望的就是在山上看到羅勃和史考特的遺體。表情轉為肅穆的彼得低聲說道：「不，我不想看到他們，那會是令人不忍卒睹的畫面。他們就在山上、就在那裡。現在山上覆蓋了很多雪，所以不大可能發現他們；但十到十五年後乾季來臨，那時沒有雨也沒有雪，只有飛機帶過的氣流會把乾雪吹上山頂，登山者就有可能會看見前人罹難的遺體，這樣的景像讓人很難承受。」 一九九九年，英國傳奇登山家馬洛里的遺體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發現，馬洛里與另一位登山者爾文於一九二○年代初曾三度嘗試攀登聖母峰，但不幸於一九二四年罹難。而大約二十年前，一個中日登山隊的日本隊員據說曾看到過馬洛里的遺體，但就在隔日，這位日本隊員卻失足喪生。
而提到一九九五年那次奪去七人生命的K2山難，卻也留給彼得多年探險生涯中最難以忘懷的體驗。「我那時獨自從八千二百公尺的高度下山，暴風雪愈來愈嚴重，我處在難以置信的孤獨中。我抓著繩索試圖攀下一處非常陡峭的冰石，耳邊盡是狂風暴雪，我心想其他人說不定都罹難了（事實上之後也證實是如此），心底也覺得這回我死定了。但也就在那樣的時刻，當身邊的一切全都失去控制，你隨時可能會被強風吹起、撞落石頭上粉身碎骨，但腦中卻感到某種特別的清澈。我覺得即便高山和暴風雪都比我來得強大太多，但還是有一些小事情是那時的我做得到的。我可以把自己牢牢繫在繩索上，我可以確定自己一點一點慢慢地下降。我還有這樣兩件小事可以做，而非舉手投降。而很神奇地這樣的兩件小事居然讓我感到些許高興。每次想到這樣微小的事情可以有很大的影響，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好，我要再向前走五步
登山雖然帶來令人無法承受的傷痛，但其魅力依舊讓眾多患了「山癌」的登山者無法抵擋。「我很喜歡山，喜歡待在山上，覺得山脈是世界上很美妙的地方；我也喜歡接受挑戰，組織一整個探險隊是很美妙的事情。不過真正吸引我的是『人』，和一小群人一起共事，你可以體會到很棒的友誼。試想在狂風暴雪的山上，你和伙伴們坐在帳棚內，那是非常有趣的光景。」
彼得第一次登上聖母峰是在一九九○年，「登上峰頂時感覺實在是太棒了，那種感覺好像坐飛機往下望，但是在飛機上你沒有那麼大的空間感。你向四周眺望，看到的景色就像在看地圖一樣，只是你不是在空中，你是站在地面上。你可以清楚看到：那是西藏、那邊是尼泊爾、那邊是印度。真的是很棒！」
登山雖然倚靠隊友互相扶持，但是攀爬的過程還是一件相當孤獨的個人行動。鼻嘴裡幾乎喘不過來的呼吸，每跨出一步身體都感到沉重壓力，你只能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在登山的過程中我通常心裡只有想著：『好，我要再向前走五步。』走了五步之後，你停下來調整呼吸，一會兒後你心想：『好，這次我要走六步。』……就像這樣。這是非常艱難的過程，通常你腦中不會想太多事，只是驅使自己不斷向前進、要到達目的地。」
山上沒有任何事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二○○二年攀登聖母峰的最高潮，是彼得在聖母峰頂透過衛星電話和遠在紐西蘭的父親以及在基地營的蔣林通話，彼得當場熱淚盈眶。然而另外兩位聖母峰之子並不像彼得如此幸運，當年與艾德蒙．希拉瑞一同成功登頂的雪巴人丹增．諾杰已於一九八四年去世；布倫特．畢紹普（Brent Bishop）的父親，也是首批登頂的美國人之一——巴瑞．畢紹普（Barry Bishop），也於一九九四年過世。「我知道布倫特很難過，他一九九四年首次登上聖母峰，但他的父親也在當年因車禍去世，沒法和父親進一步分享登上聖母峰這件事的確屬於一輩子的遺憾。我真的很幸運，不但可以和父親討論分享爬山的經驗，還可以在山頂打電話給他，那是充滿感情的一刻。」
「我後來覺得，人類成功登上聖母峰這件事，對二十世紀而言有著非常不同的意義，就像登陸月球、或是電腦的發明等人類重大進程一樣。這些重大事件代表了人類挑戰極限、探索未知的勇氣，不純粹只是爬山而已。而這樣的成就傳達了一個訊息給世人——我們可以達到比我們想像更多的事。人們會想，如果希拉瑞和丹增做得到，那或許我們也可以做得到。而在這之前，可能世人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聖母峰實在是太高了。然而父親他們成功登上聖母峰傳達出非常有力的訊息。這是一種新的看待事情的方式。人們開始踏出自我設限，開始去思考許多先前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其實是有可能的。」
去年這趟登山過程中曾數度發生危機，彼得一開始受高山症所苦，之後攝影組在攀登過程中因為腳下冰塊忽然崩落險些喪命，然而試圖從西脊登頂的彼特（Pete Athens，連同去年曾成功登上聖母峰頂七次）和布倫特卻有相當大的進展。「最後我們不得不回到基地與營長談，覺得合為一組從南脊攻頂才有可能完成這次的任務，因此彼特和布倫特必須放棄從西側攻頂的心願。你看，即便這回我們有這麼多優秀的登山伙伴，器材、配備、而食物補給又這麼充分，但還是不能擔保百分之百會成功。事實上，有好幾次我都覺得此行會失敗。然而這也是聖母峰迷人之處，沒有任何事是百分之百確定，你就是要不斷嘗試。」
關於登山有些事情非常弔詭
自一九五三年以來，成功登上聖母峰頂的人數已經超過一千人，近年更是屢屢有最年輕與最年長的登頂者、首次滑雪下山……等新紀錄被創下。然而在這些數字的背後有更多人鎩羽而歸，甚至為攻頂付出他們的生命。平均每六十個從基地營出發的登山者，只有四位能成功登頂，有兩位不幸罹難。「基本上下山並不容易，你登頂之後必須安全下來，不然就意味著死亡。我知道很多人覺得登上山頂是最主要的目標，但我認為爬上山頂只完成了一半，你一定要活著回到基地營才算真正的成功、才算完成整趟旅程。就像你駕船橫渡太平洋，不能航行到一半，你必須駛完全程。」
曾於一九九五年成功登頂的台灣登山者陳國鈞在受訪時表示，「沒有登山者是不執著的，但是這點非常難以拿捏。你必須夠執著，才能堅持到最後、成功登頂；但有時候也就因為執著，讓你沒法活著下山。」彼得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關於登山有些事情是非常弔詭的，為了達到目標，你必須不停地督促自己、你必須要有野心，但是若你太過，你可能就無法活著回來。這之間的分界線非常微妙。」
登頂是選擇性的，而活著卻是必要的
然而在氣壓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的聖母峰，因為缺氧而無法如身處平地一般思慮清晰，在關鍵時刻該下何種判斷是很困難的。「因此我一直認為挑戰高山者必須要擁有非常豐富的登山經驗，因為惟有這樣，當狀況發生時你才能夠不經思考馬上做出正確的反應。在高山上你不可能有時間坐下來用理性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辦。如果你是個經驗豐富的登山者，擁有許多高山攀爬經驗，這些反射反應就會存在你的經驗中。」
目前正籌畫從阿根廷南部駕駛快艇登上南極並攀登南極山脈的彼得，最後悠悠地以蔣林的話作結：「登頂是選擇性的，而活著卻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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