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September 26, 2012

畫出記憶本質的冥想——專訪奎格.湯普森(Craig Thompson)

20071115 自由時報副刊

畫出記憶本質的冥想

◎MaoPoPo

湯普森十月和MENOMENA巡迴歐洲演出,現場演出時在舞台上即興作畫。這些畫在演出完畢後便撕下分給觀眾。 (奎格.湯普森/提供)



英文有個形容詞「ground-breaking」,原文簡單明白,可直譯成:「打破賴以站立的地基」;中文裡對應的「開創」、「突破」、「革新」似乎都少 了那種「腳下土地瞬間被擊碎、人因而跌落失重」的動態感。這個詞拿來形容藝術家的作品時尤其痛快,28歲那年畫完可能是漫畫史上最厚單行本——《被子》 (Blankets)的奎格.湯普森(Craig Thompson),讓當時歐美漫壇(甚至文壇)所有創作者、讀者、評論家都產生了如是感受。

事實上,歐美世界近年屢屢出 現令人眼睛一亮、觀念重整的秀異「圖象小說」(graphic novel)。這個有別於「漫畫」(comics)的新名詞會廣為流傳使用,也正因為有太多的圖象作品遠遠超出傳統「漫畫」令人聯想到的「低齡讀物」印 象。近幾年伊朗女作家莎塔碧描繪成長經驗的《我在伊朗長大》在法國和歐陸大出風頭、備受肯定;再往前推,法國漫畫家David B.洋洋灑灑六大冊自傳式的《痛到癲》(l’Ascension du Haut Mal)亦令評論界咋舌稱奇。而美國作者克里斯.威爾(Chris Ware)的《吉米.科瑞根》(Jimmy Corrigan: The Smartest Kid on Earth)更是破天荒拿下2001年英國《衛報》的「第一本書書獎」,該獎前一年的得主可是莎娣.史密斯的《白牙》。

換句話說,這些圖象 作品都不是你以為的「漫畫」。當二十多歲的奎格.湯普森花了三年半的時間,以罕見的勇氣和令人動容的誠懇,正面且毫無保留地逼視自我的生命歷程,長達 582頁的《被子》故事不僅一氣呵成,以類似藝術電影的敘說方式交叉剪接家庭與成長、初戀與歸屬、信仰及幻滅,遂讓所有人掩卷時深有「ground- breaking」之感。

湯普森剛結束他和indie樂團「MENOMENA」的歐洲巡迴演出(樂團演出時,他在舞台上即興作畫),這又是另一次突破性的藝術嘗試,他回到美國後接受了以下的email專訪,誠懇而仔細的言談中有許多引人深思之處。


Q:先談談這趟結合音樂和即興作畫的LIVE演出?

A:MENOMENA 的團員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在生活和藝術創作上有很多共通的想法。我幫他們的專輯《Friend & Foe》畫了專輯封面,用了很多很瘋狂、互動式的設計。當他們計畫二度前往歐洲巡迴演出時,我剛好也想去法國見見老朋友。不過我會答應參加這趟演出的最根 本動機應該是,在關在工作室孤獨地作畫了一整年後,我的流浪癖開始騷動難安,也渴望能有一些熱鬧狂亂的事情。卡爾維諾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中曾 以「我是一顆夢想成為水星的土星」來形容藝術家的兩種對立衝動。你必須沉靜深思才能完成作品,但同時也需要主動外向地去體驗生命來為創作補給燃料。

整 體說來,畫漫畫是非常封閉、孤獨的事情。所以能走出戶外、甚至爬上舞台去表演、在巨幅的白紙上頭隨興自由地作畫(而非在工作室桌上精細地刻線條),對我來 說是一種解放和透氣。我在演出時畫的圖案是以之前的專輯封面為底,再依現場演奏的音樂、歌詞啟發即興畫出,上台前我自己也壓根不知道會畫出什麼來。每一場 的作品都是對當下演出空間、布置的即興反應。這五場演出完,我都把畫紙撕毀(非常Pete Townsend風格),觀眾一開始失望地抗議,但當他們發現我把撕下的巨幅圖畫碎片傳給他們,就又開始興奮地尖叫。我很滿意這種類似裝置藝術的創作方式 ——作品只存在於某段時間、專屬於這擁擠空間中的人們,然後被拆解、分享。

Q:《被子》非常文學性,是否受到特定文學作品的影響?在創作這部作品時最困難和最快樂的部分為何?

A: 在畫《被子》的這三年半時間,我讀完整部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和俄國小說家納博科夫的《婀妲:家族史》(Ada or Ardor: A Family Chronicle)。這兩部是我當時最喜歡的書,我不確定是否因此而流露在畫面中。《被子》可說是我對記憶本質的冥想(the meditation on the nature of memory)。

至於創作時最困難的地方,在於該如何去描繪除了我自己之外的所 有人。畫自己可以很自由、甚至暴露短處,但我也只能傷害我自己!我對於描繪他人的部份感到緊張,一開始我試圖重建我的家庭,因此故事中我省略了妹妹的角 色,我也幫父親加上了鬍子……等;但隨著故事進展,書中的家庭愈來愈像我真正的家庭。更難的是當我開始描繪女友蕊娜的家庭時,我必須更加小心地處理她發展 遲緩的兄姊。我覺得書寫真實人物及其情感,是回憶錄式書寫中最令人抓狂的部分。至於創作時最享受的部分,很單純就是「作畫」這件事本身,特別是一在畫些 「有機的」(organic)的元素,如雪花、交纏的軀體、漩渦般的瑰麗紋飾。

Q:《被子》出版後,評論界皆以「如臻詩境」、「這是不折不扣的文學」等話語來讚賞,你自己怎麼看待「圖象小說」和「漫畫」這兩個詞?

A: 我有一陣子非常對「漫畫書」(comic book)這個詞非常抗拒,因為人們總是只聯想到超級英雄和兒童故事。但是英文的「graphic novel」其實也有些問題,因為有時聽起來像帶有「有色圖片」(如暴力或情色等)的書。不過美國市場逐漸在轉變中,大眾愈來愈能嚴肅地看待這個創作媒 介,尤其像BD(法國漫畫)和MANGA(日本漫畫)在其家鄉都廣為接受,影響流行文化的程度絲毫不遜於動畫、搖滾樂。我作品中的行進步調、開放式的畫面 布局、以及我對長篇黑白作品的偏好,可說多少也受到日本漫畫的影響。

Q:《被子》一書曾遭密蘇里一家公共圖書館下架,可否談一下始末?

A: 由於書中部分的裸露畫面,《被子》和另一位漫畫家Alison Bechdel的《FUNHOME》曾一度被讀者抗議而從館藏中下架。但這只不過反映了當地一個保守小鎮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圖象小說這個新創作媒材,他們還 是以為所有的「漫畫」都是給小孩子看的,因此書中不能出現成人的主題。當你想到這兩部作品是多麼細緻地在處理性啟蒙和成長,或是跟其他文字小說比較,你其 實會覺得這整件事非常荒謬可笑,差別只在於小說沒有圖,純粹用文字表達。而這兒可是美國耶!不過我的朋友都為我感到驕傲,因為他們覺得我因此達成另一種文 學成就——作品被禁,從此可加入如馬克.吐溫、哈波.李、J.D. 沙林傑以及Alice Walker(《紫色姐妹花》作者)的行列(笑)。

Q:每當情境進入幸福的基調時,畫面中就會出現天使,你非常喜歡天使?

A: 事實上在我18歲時,我一度踩在所謂「宗教性精神分裂」的邊緣。我出現幻聽、也經常幻視,我覺得我看到了天使與魔鬼。這肇因於我當時對宗教的虔誠投入,以 及觀看世界的角度。之後雖然再沒有發生,但我仍對人們「存在感」實際上的「心理性」感到非常震驚。我在接受東方針灸治療時,也出現過類似的經驗:能量在體 內開展,各種圖象交纏旋繞著出現。除此之外,我一直有個習慣——將我的女友們理想化——我將她們化為繆思女神、踩在蓮座上的完美天使。《被子》同時反映了 前述夢境的正與負。

Q:你在給台灣讀者的圖文裡,非常謙遜地引用了加拿大詩人歌手李奧納.科恩的《美麗失敗者》中文版前言,而且科恩坐著的岸邊還有條魚?

A:這段中文版前言是從紀錄片《我是你的男人》(I’m Your Man)裡看到的,我一直是科恩的歌迷,而且非常高興地自己跟他同一天生(雖然差了41歲)。岸上的那條魚是來自中國元朝郭敬居的《二十四孝》——王祥的〈臥冰求鯉〉。


在 《被子》的最後,湯普森這麼寫著:「在大片空白的地表留下印記,何等稱心快意!把我這一路走來繪成路引——無論為時多短。」這位年輕創作者刻苦、誠懇而好 學的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他在歐洲的即興演出可上youtube.com搜尋「MENOMENA live」,他的個人部落格blog.dootdootgarden.com也非常精采。

Tuesday, September 25, 2012

聖母峰探險-專訪巔峰之子彼得‧希拉瑞(Peter Hillary)

20030426自由副刊舊稿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apr/26/life/article-1.htm


【國際熱線,先睹為快】 
文◎林怡君 照片提供◎國家地理頻道 

聖母峰探險-專訪巔峰之子彼得‧希拉瑞
彼得.希拉瑞特意以父親當年攻頂所戴同款式頭巾登峰。
登上聖母峰代表了人類挑戰極限的可能。
紐西蘭五元紙鈔以艾德蒙.希拉瑞人頭作為圖像設計,
紙鈔左方印有其探險事蹟。

 登上世界屋脊聖母峰不只是登山家的莫大喜悅,也是人類重大的進程;有巔峰之子譽稱的彼得.希拉瑞此次為了國家地理頻道將於四月二十七日全球首播的「聖母峰,兩代情」節目來台。本刊記者特別專訪彼得.希拉瑞敘述父子兩人登頂的事蹟,以饗讀者! ——編按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來自紐西蘭的養蜂人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和尼泊爾當地原本以飼養犛牛為生的雪巴人丹增‧諾杰(Tenzing Norgay Sherpa)首度成功登上世界屋脊——聖母峰,為二十世紀的人類探險史寫下令人熱血沸騰的新頁。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為了慶祝這項劃時代的探險,於去年邀集三位先鋒之子重返聖母峰,以影像與實際登山行動回顧當時這項偉大探險的競爭、榮耀、悲劇、以及五十年來當地的變遷。
 參與此計畫的彼得.希拉瑞(Peter Hillary),正是紐西蘭最著名探險家艾德蒙.希拉瑞爵士的兒子。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他,繼承了其父血液中冒險犯難的因子,成為一位毫不遜色的優秀登山家與冒險家。除了一九九○年登上聖母峰,寫下史上首位父子檔登上聖母峰頂的紀錄之外,二十五年來他亦完成多項探險活動,包括前往南極開闢新探險路徑、與其父一同遠征北極等。他同時積極協助其父創設的基金會,籌款協助聖母峰地區建立醫院與學校,並投入寫作與演說。
 彼得.希拉瑞此次來台,或許是在嚴苛的探險過程中培養出的耐性,面對緊湊行程與各式訪問的彼得,總是不疾不徐、一派優雅溫和,令人印象深刻。
我是個驕傲的兒子
 談到父親,彼得高興地看著我帶去的紐西蘭五元紙鈔,解釋紙鈔上印著其父親的肖像與冒險事蹟。「我是個驕傲的兒子」,他由衷說道。「成長過程中最珍貴的回憶是父親安排的美妙假期,他會帶我們去爬山、去澳洲沙漠、也會去尼泊爾協助興建當地的醫院和學校等。那種全家齊聚一起行動的感覺非常好。」
 彼得的登山經驗啟蒙得非常早,十歲時父親就和其雪巴嚮導明馬帶領他在紐西蘭登山。「對我而言這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賴感來源。我還記得我們攀爬一個很陡的斜坡,父親在前、明馬在後,我在中間每爬幾步就會滑倒,然後他們會把我拉起來。但是當時我一點都不感到害怕,因為有他們兩個人在。」而關於攀登聖母峰這件事,彼得認為其父艾德蒙的最初反應是:「你並不需要這樣做。」艾德蒙爵士給彼得的出發前建議並不是「加油!」而是「要小心,要好好照顧自己。」
 身為著名探險家之子,彼得不記得小時候曾擔心父親會一去不回。「或許母親曾經擔心過,但是他對父親有很大的信心,我們也是。當然這些活動危險性極大,但是父親就像是大樹一樣,我們總覺得不會有什麼壞事情發生。」然而在一九七五年,彼得的母親和么妹為了協助醫院興建搭乘小飛機前往尼泊爾和父親會合時,卻不幸墜機罹難。

不,我不想看到他們
 但正如同許多登山愛好者一般,這並不是彼得長年探險生涯中唯一遭逢的傷痛經歷,「我有許多朋友因登山罹難。一九九六年那場造成九人喪生的聖母峰山難,罹難的兩個優秀領隊——紐西蘭的羅勃.霍爾(Robert Hall)和美國的史考特.費雪(Scott Fischer)都是我的好友。這對我而言是非常大的打擊,事後我經常會想到他們,這整件事迴繞不去,也是去年我重登聖母峰前唯一顧慮的事。」一九九六年是聖母峰有史以來死傷最多的一年,共有十五人罹難。丹增‧諾杰之子蔣林(Jamling Tenzing Norgay)當時擔任IMAX遠征隊隊長,當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雪導致九名登山者不幸喪生,蔣林答應妻子從此不再攀登聖母峰。因此去年的紀念探險行動中,他選擇留守在基地營。(註:該年的悲劇性山難亦使得台灣登山隊隊員陳玉男喪命,也讓成功登頂的高銘和嚴重凍傷並切除手指、鼻子、和腳跟。)
 而這樣的打擊,對前一年才在世界第二高峰K2(喬戈里峰)親逢悲劇性山難的彼得而言,很難承受。彼得去年重返聖母峰,最不希望的就是在山上看到羅勃和史考特的遺體。表情轉為肅穆的彼得低聲說道:「不,我不想看到他們,那會是令人不忍卒睹的畫面。他們就在山上、就在那裡。現在山上覆蓋了很多雪,所以不大可能發現他們;但十到十五年後乾季來臨,那時沒有雨也沒有雪,只有飛機帶過的氣流會把乾雪吹上山頂,登山者就有可能會看見前人罹難的遺體,這樣的景像讓人很難承受。」 一九九九年,英國傳奇登山家馬洛里的遺體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發現,馬洛里與另一位登山者爾文於一九二○年代初曾三度嘗試攀登聖母峰,但不幸於一九二四年罹難。而大約二十年前,一個中日登山隊的日本隊員據說曾看到過馬洛里的遺體,但就在隔日,這位日本隊員卻失足喪生。
 而提到一九九五年那次奪去七人生命的K2山難,卻也留給彼得多年探險生涯中最難以忘懷的體驗。「我那時獨自從八千二百公尺的高度下山,暴風雪愈來愈嚴重,我處在難以置信的孤獨中。我抓著繩索試圖攀下一處非常陡峭的冰石,耳邊盡是狂風暴雪,我心想其他人說不定都罹難了(事實上之後也證實是如此),心底也覺得這回我死定了。但也就在那樣的時刻,當身邊的一切全都失去控制,你隨時可能會被強風吹起、撞落石頭上粉身碎骨,但腦中卻感到某種特別的清澈。我覺得即便高山和暴風雪都比我來得強大太多,但還是有一些小事情是那時的我做得到的。我可以把自己牢牢繫在繩索上,我可以確定自己一點一點慢慢地下降。我還有這樣兩件小事可以做,而非舉手投降。而很神奇地這樣的兩件小事居然讓我感到些許高興。每次想到這樣微小的事情可以有很大的影響,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好,我要再向前走五步
 登山雖然帶來令人無法承受的傷痛,但其魅力依舊讓眾多患了「山癌」的登山者無法抵擋。「我很喜歡山,喜歡待在山上,覺得山脈是世界上很美妙的地方;我也喜歡接受挑戰,組織一整個探險隊是很美妙的事情。不過真正吸引我的是『人』,和一小群人一起共事,你可以體會到很棒的友誼。試想在狂風暴雪的山上,你和伙伴們坐在帳棚內,那是非常有趣的光景。」
 彼得第一次登上聖母峰是在一九九○年,「登上峰頂時感覺實在是太棒了,那種感覺好像坐飛機往下望,但是在飛機上你沒有那麼大的空間感。你向四周眺望,看到的景色就像在看地圖一樣,只是你不是在空中,你是站在地面上。你可以清楚看到:那是西藏、那邊是尼泊爾、那邊是印度。真的是很棒!」
 登山雖然倚靠隊友互相扶持,但是攀爬的過程還是一件相當孤獨的個人行動。鼻嘴裡幾乎喘不過來的呼吸,每跨出一步身體都感到沉重壓力,你只能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在登山的過程中我通常心裡只有想著:『好,我要再向前走五步。』走了五步之後,你停下來調整呼吸,一會兒後你心想:『好,這次我要走六步。』……就像這樣。這是非常艱難的過程,通常你腦中不會想太多事,只是驅使自己不斷向前進、要到達目的地。」

山上沒有任何事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二○○二年攀登聖母峰的最高潮,是彼得在聖母峰頂透過衛星電話和遠在紐西蘭的父親以及在基地營的蔣林通話,彼得當場熱淚盈眶。然而另外兩位聖母峰之子並不像彼得如此幸運,當年與艾德蒙.希拉瑞一同成功登頂的雪巴人丹增.諾杰已於一九八四年去世;布倫特.畢紹普(Brent Bishop)的父親,也是首批登頂的美國人之一——巴瑞.畢紹普(Barry Bishop),也於一九九四年過世。「我知道布倫特很難過,他一九九四年首次登上聖母峰,但他的父親也在當年因車禍去世,沒法和父親進一步分享登上聖母峰這件事的確屬於一輩子的遺憾。我真的很幸運,不但可以和父親討論分享爬山的經驗,還可以在山頂打電話給他,那是充滿感情的一刻。」
 「我後來覺得,人類成功登上聖母峰這件事,對二十世紀而言有著非常不同的意義,就像登陸月球、或是電腦的發明等人類重大進程一樣。這些重大事件代表了人類挑戰極限、探索未知的勇氣,不純粹只是爬山而已。而這樣的成就傳達了一個訊息給世人——我們可以達到比我們想像更多的事。人們會想,如果希拉瑞和丹增做得到,那或許我們也可以做得到。而在這之前,可能世人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聖母峰實在是太高了。然而父親他們成功登上聖母峰傳達出非常有力的訊息。這是一種新的看待事情的方式。人們開始踏出自我設限,開始去思考許多先前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其實是有可能的。」
 去年這趟登山過程中曾數度發生危機,彼得一開始受高山症所苦,之後攝影組在攀登過程中因為腳下冰塊忽然崩落險些喪命,然而試圖從西脊登頂的彼特(Pete Athens,連同去年曾成功登上聖母峰頂七次)和布倫特卻有相當大的進展。「最後我們不得不回到基地與營長談,覺得合為一組從南脊攻頂才有可能完成這次的任務,因此彼特和布倫特必須放棄從西側攻頂的心願。你看,即便這回我們有這麼多優秀的登山伙伴,器材、配備、而食物補給又這麼充分,但還是不能擔保百分之百會成功。事實上,有好幾次我都覺得此行會失敗。然而這也是聖母峰迷人之處,沒有任何事是百分之百確定,你就是要不斷嘗試。」

關於登山有些事情非常弔詭
 自一九五三年以來,成功登上聖母峰頂的人數已經超過一千人,近年更是屢屢有最年輕與最年長的登頂者、首次滑雪下山……等新紀錄被創下。然而在這些數字的背後有更多人鎩羽而歸,甚至為攻頂付出他們的生命。平均每六十個從基地營出發的登山者,只有四位能成功登頂,有兩位不幸罹難。「基本上下山並不容易,你登頂之後必須安全下來,不然就意味著死亡。我知道很多人覺得登上山頂是最主要的目標,但我認為爬上山頂只完成了一半,你一定要活著回到基地營才算真正的成功、才算完成整趟旅程。就像你駕船橫渡太平洋,不能航行到一半,你必須駛完全程。」
 曾於一九九五年成功登頂的台灣登山者陳國鈞在受訪時表示,「沒有登山者是不執著的,但是這點非常難以拿捏。你必須夠執著,才能堅持到最後、成功登頂;但有時候也就因為執著,讓你沒法活著下山。」彼得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關於登山有些事情是非常弔詭的,為了達到目標,你必須不停地督促自己、你必須要有野心,但是若你太過,你可能就無法活著回來。這之間的分界線非常微妙。」

登頂是選擇性的,而活著卻是必要的
 然而在氣壓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的聖母峰,因為缺氧而無法如身處平地一般思慮清晰,在關鍵時刻該下何種判斷是很困難的。「因此我一直認為挑戰高山者必須要擁有非常豐富的登山經驗,因為惟有這樣,當狀況發生時你才能夠不經思考馬上做出正確的反應。在高山上你不可能有時間坐下來用理性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辦。如果你是個經驗豐富的登山者,擁有許多高山攀爬經驗,這些反射反應就會存在你的經驗中。」
 目前正籌畫從阿根廷南部駕駛快艇登上南極並攀登南極山脈的彼得,最後悠悠地以蔣林的話作結:「登頂是選擇性的,而活著卻是必要的。」 ● 

Sunday, September 16, 2012